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研究已经逐渐不再具有特定的指称，它已经快速地渗入各个领域，所召唤的是一群不愿意被绑锁在单一既定的学科之中，或是仅专注于特定文化形式的研究者。但是如果用较为狭窄的历史界定，英国文化研究所指涉的是英国在二战后所形成的知识传统。它在学院内的建制化，可以说肇始于1964年伯明翰大学创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7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研究逐渐在英国内部扩散，许多学校开始授予文化研究的课程与学位。70年代末期以后，开放大学（OpenUniversity）集结了“大众传播与社会”与“大众文化”等课程小组成员，精心编写教材。80年代初期起，文化研究更扩散到加拿大、澳洲及美国等地。
任何社会文化理论的出现，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经验相互关联，英国文化研究的浮现亦然。二战后，英国社会面临全面性的调整，从生产关系、政治民主文化形构上，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现代化”所指称的即是社会结构转变的表相，由工业资本主义转形成“后工业晚期资本主义”被史学家用来描绘这种转化。在文化上，美国文化的入侵，以流行音乐、麦当劳的大众文化（massculture）形式包抄了英国的文化环境，特别是大众传媒科技的资本化及理性化，填满了整块文化生活空间。大量人口首次被吸进这块空间。“美国化”的危机确实威胁到原有的“本土文化”；这种威胁指向的不必然是精英阶级或是社群文化，而是工人阶级的文化，以及文化形构民主化的可能性。
关切文化议题／走向逐渐成为左翼知识分子的焦点，也正是文化研究得以浮现的历史条件之一。除了新左翼的崛起部分地开拓了文化研究的空间之外，大众传媒及其文化的发展亦成为60年代文化研究的重要脉络。大众传媒逐渐突显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以娱乐的形式渗入人们的生活空间，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层次的作用，特别是在新闻及记录片的呈现中直接与政治环境扣连。同时，工人、青少年次文化式的出现又似乎在对牵制性的权力结构进行挑战。这些现象的浮现都直接影响到文化研究的研究焦点。
文化研究发展的初期，即是以辩论的方式出现。霍加特（RichardHoggart）、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及汤普森（E．P．Thompson）的社会主义者的人道主义及新左派直接挑战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化约论，强调具有创造力行动主体的重要性，及文化生产的决定性力量。同时他们对既有文学及历史研究的精英主义将工人阶级文化排除于历史之外，提出挑战。第一波的文化研究将文化视为斗争的场域，主战场的组成为人们具体的生活经验及文化产品（culturaltext）；批评的目的以于?清文化产品如何再现及扭曲生活经验。
文化研究逐渐形成的文化主义立场，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与阿尔都塞（L．Althusser）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反人道主义展开辩论。结构马克思主义反对文化主义，视文化形式、经验及阶级位置之间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反对将主体及其生活经验视为历史的来源；但是同时也认识到文化领域的力量及相对自主性。压缩－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强调社会形构的结构因果律，不同的场域（经济、政治、文化等）有其内在的逻辑，但是又相互影响、交互决定，因此过度强调文化将是另一次化约论的展现。也是这次辩论中，伯明翰学派的理论立场逐渐成形，融合了文化主义及结构主义的解释力，推动文化研究向前发展。霍尔（StuardHall）称这种立场为政治上的人道主义，理论上反人道主义。
70年代中期，文化研究通过重读葛兰西（A．Gramsci，特别是“霸权”的分析架构），将文化主义及结构主义相互结合，与后结构主义的论述理论（discoursetheory，以新迪斯与贺斯特为代表）发生下一波的论战。论述理论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透过德里达的解构策略，导向文化主义的另一极端，认为文化形式、经验及阶级位置之间，必然没有任何的对应关系；论述理论的另一支（以Screen期刊为代表），则将阿尔都塞与拉康的精神分析结合，透过电影文化的分析来解剖意识形态的实践。文化研究认为这些理论将社会认同的问题化约成预先已经决定的文本及利必多过程，特别是这些立场无法解释抗拒（resistance）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论述理论则质疑文化研究坚持人道主义的立场以及将阶级认识同及经验本质化，使其无法解释主体性及主体位置的生产；虽然文化研究视意识形态为不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认同在社会差异性中被给予意义，但是却无法说明这个过程的性质及运作的机制；因此，文化研究虽然可以找出工人阶级文化抗拒的空间，却又无法看到抗拒的形式经常被吸纳或强化宰制性的权力关系，特别是在种族及性别歧视上。
在这些辩论中，文化研究企图将自己界定为一种非化约论的马克思主义，关切的问题是特定的历史脉络及形构；这种历史接合点的理论拒绝将所有的实践纳入文化的领域，但是认识到权力的真实结构化是依据宰制的关系而产生。这种立场重新找回马克思的名言：个人及社会群体是在既定的状况中创造历史，在这种状况中谋求最大的抗争可能性。
8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研究再一次面对与后现代主义的争辩，在历史、文化、政治、媒体等不同的层次，迎接福科（M．Foucault）、鲍德里亚（J．Baudrillard）、麦克罗比（A．McRobbie）、钱伯斯（I．Chambers）、格罗斯伯格（L．Grossberg）等人吸收后现代主义中具有批判性的面向，但是依然坚持在本土（local）、性别、人种、阶级各层次抗争的重要性，企图闪躲后现代主义中虚无、投机的因子。
总的来说，与其把文化研究视为逐渐浮现的学术传统，倒不如把它视为企图从文化战线切入社会形构的另类学术。文化研究不仅企图扣紧社会现实的脉动，更希望能介入社会的脉动。摆脱学院既有的僵硬轴线，把分析带入文化生活，转变既有的权力形式及关系，是文化研究永远坚持的方向。
（陈光兴：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亚太文化研究中心主任，《Inter－AsianCulturalStudies》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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